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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來,不但國際,甚至個別國家的內部,都秩序日益凌亂,而各種宗教的、族群的,甚至膚色的極端主義大盛。

當代法國女性思想家克莉絲蒂娃(Julia Kristeva)指出,在這個意識型態面具業已失去的時候,人們已愈來愈傾向於用「起源的盾牌」(shield of origins)來保護自己。「價值的危機和個人的碎片化,業已到了這樣的程度,它使人不知道自己是什麼,以及如何找到更好的公分母來庇護自己。於是,人們就像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一樣,在狂譫下如此說道:我不知道我是誰,甚至不知道自己還算不算存在。但我屬於自己國族和宗教的根,我將隨它而去。」

克莉絲蒂娃指出,近年來以前曾長期深信並努力不懈的進步思想,如對個人自由的保護與容忍,對人類可以在進化中變得更好等,早已逐漸凋逝,而將信念逐漸往「起源」的認同這個方向退縮。她指出:

──「起源的崇拜乃是一種恨的反應。一種對別人的恨,恨他沒有和我分享同樣的起源;恨他在個人、經濟和文化上使我羞辱。於是,我遂向『我們自己』這個方向退了回去,眷戀釘著於古老而原始的公分母。它是我脆弱兒時之所有,是我最親密的家人,我希望他們會比這些外人對我更值得信賴。儘管在這個共同起源的小家族裡也從不缺少衝突,但現在我卻寧願將這些忘掉。在恨別人之中,……他們撤退到了一個陰沉但卻狂熱的世界,不可名狀,但卻生物性,它飽含著一種怪誕天堂的冷漠感。」

克莉絲蒂娃的這些見解,對試著要知道當今政治極端主義的興起,有著極大的參考價值。當今的世界,雖然啟蒙時代的語言,如「進步」、「容忍」、「尊重」、「自由」等,仍像屍體通電般在那裡兀自顫動,但這些語言的口頭禪,其實早已成了退化的遺跡,不再有任何功能,而真正登場的,則是「起源崇拜」(Cult of origins)──部落、宗族、地域、膚色、種族等。這是近代政治上罕見的「返祖現象」──指人類祖先們的許多遺傳品質,在消失一段時間後,又再度重現。

對於這種「起源崇拜」的「返祖現象」,有著許多不同的解釋觀點。克莉絲蒂娃認為這是冷戰意識型態終結後的一種轉移,當人們找不到看似崇高的意識型態來作庇護,遂祇好到次級並低階的「起源」問題上尋找慰安。而當代德國思想家貝克(Ulrich Beck)則認為,民主政治經常都必須藉著敵人的尋找以化解其內部危機。在西方民主發展的過程中,有一大段時間都用於尋找和製造敵人。藉著「起源崇拜」而區別敵我,不過是那種古代殘餘的另一種變形。

貝克教授與克莉絲蒂娃的觀點,可以相互印證發明。當今全球各國,各種「起源崇拜」的狂飆不絕。非洲的部族仇恨與戰爭,那是一種比較低階的,接近生物性的反應;正發生在馬其頓的斯拉夫人與阿爾巴尼亞裔之衝突亦近似之。這種型態的「起源崇拜」和所造成的衝突,或許可歸為「原始型」。而真正值得研究的,乃是許多號稱的「民主國家」,如歐美、如亞洲的新興民主體制,為什麼也在這樣的時刻,或者出現激暴的「新納粹組織」,或者出現各式各樣的排外和「起源崇拜」政黨或政圈?這些號稱的「民主國家」,它們的民主信念與價值,為何竟然如此脆弱得擋不住「起源崇拜」的迷思?為何會有許多所謂的「知識分子」,也變成了「起源崇拜」的乩童和先鋒隊?

這已不是個生物學或政治學的問題,而是個語言哲學的問題了。近年來,它已被西方哲學家和語言哲學家所廣泛討論。值得注意的是兩種論點:一是知識與社會發展的虛無主義,另一則是語言哲學裡的虛無主義。

早在十九世紀之末,大哲學家尼采即已注意到「虛無主義的到來」。他指出,隨著人類權力與能力的自我擅專,人類行為的道德限制將趨於崩解,於是,一個「任何事都是被允許的」的時刻即將到來。在他的思考邏輯裡,這是啟蒙理性的最終結果。人類的進步之夢,隨著人的自主與科技理性開展,最後是讓人走完「人-神-獸」這一段路程。虛無主義是一切的道德限制,對進步的願景,都在權力所帶來的獸性中被瓦解。

而這種虛無性,其實並不是祇被尼采所提到而已。在整個西方思想史裡,自由個人主義的傳統中,「虛無」即一直是個理論上的破綻,祇是未曾發作而已。但這些早先祇存在於哲學思想裡的破綻,到了近代已日益凸顯。而價值與政治行為上的虛無,讓理想消失,讓新野蠻重現,則當然又和語言論述有著密切的關係。美國歐本大學政治教授嘉定(Murray Jardine)即在《語言和政治實踐:恢復人類責任的域場》中,如此說道:

──「任何政治秩序的願景,皆不可避免的將政治現實的結構,以及人們如何獲致有關結構的知識,做了某些具體化的假設。由於他們型塑了社會實踐的語言詞彙,這些假設遂相當程度的決定了內在於人類社會裡的可能性。因此,當一個政治社群瓦解,它自然也意味著整個政治宇宙論完全崩潰。因此,任何要重建已死政治秩序的意圖,終極的都必須去重新檢視該秩序的知識論與本體論假設。蓋祇有如此,新的政治願景,始有可能理解造成舊秩序崩潰的原因。」

因此,一個政治解體了,它真正造成的,乃是由語言堆疊出來的那個政治論域,也全面崩潰。什麼是對或錯?什麼可以或不可以?都全沒有了標準。有良心的人還勉強維持住一點有所為、有所不為的格調;品質低劣的則到了任何胡作非為都可以有理由的黃金時代,並相信祇要有權力,再大的惡質或惡行都可以被權力所美化或抹掉。

因此,觀察政治秩序解體的社會,乃是最佳的語言學實習場。我們看到了權雄人物今天這樣說,明天就換了完全相反的腔調;也看到了權雄人物硬將無理扯成有理,以及說一套但卻做另外的一套。政治秩序崩解的時代,言語已成了一種工具,或者用於化妝,或者用來挑釁,或者用來煽動,而真正重要的,則是人們並不一定可以看得見的行為。由於「語言-行為」已失去了聯繫,並被權力穿過,於是,在這樣的時刻,權力已成了唯一的主宰,再也沒有什麼「客觀」、「分寸」或「是非」。

政治秩序瓦解,造成政治語言氾濫,語言和行為無關,語言本身無論定義,指涉與內涵也都混亂如泥。這種情況在古代政治秩序崩潰時早已有之。而今日尤烈,這又和當代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與學風有著密切的關係。

近代學者已有許多人指出,晚近以來,世界的知識分子已出現了一種新的觀念論。知識分子們已對現實的良窳日益無所用心,甚至變成一種新的冷漠。而在知識態度上,則耽於一種新的語言遊戲哲學中:不再追究語言和現實的聯繫關係,而將知識變成一種遊戲式的美學,這即是所謂的「解構」。其中涉及的學術討論在此不贅。而值得強調的,這是一種新的唯心哲學,它已不再追究語言,世界和行為的聯繫關係,因而它在價值標準上遂告棄權。它祇相信人被語言所塑造,但卻拒絕對此做出判斷。因而紐約州立大學教授狄隆(M.C. Dillon)遂曰:在當代的知識遊戲中,所呈現出來的是另一種「任意的」(Arbitrary)的世界,無所謂「正義」,無所謂「邪惡」或「善良」。這種虛無主義式的態度就讓人想到另一個故事:十八世紀歐洲懷疑主義大盛,有一派學說認為人用語言概念思考世界,因而世界祇存在於語言和人的心中,而不存在於現實上,於是遂有了一個趣事:有人用踢痛的腳,來證明石頭的存在!

而「用踢痛的腳,來證明石頭的存在」,這個好譬喻,其實也可以用來談當今極端主義盛行的政治。政治舊秩序瓦解,語言瓦解,一切有效的判斷標準也告蕩然。面對這樣的混亂變局,知識分子或者搶搭權力列車,或者緘默以對,拒絕成為權力擠壓下的犧牲。在混沌之中,「起源崇拜」必然被絡繹於途的權力追逐者抬起。它像不斷加速的快車,無人能擋。但也不必擔心,這種快車一定會自己撞到牆,而牆不會是語言,而會是實實在在的銅牆鐵壁。此刻的台灣,「起源崇拜」又告開始,新的語言及價值混沌及快車加速也在形成。讓我們等著看它的下一章!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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